司马季主给贾谊算命:司马季主 译文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人，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俱同舆而之市，游于卜筮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观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矍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在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王，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而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作，饰虚功执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托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也。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凰翔乎？兰芷芎藭弃于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之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綦盘，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卡筮有何负哉！“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无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素之时。持不尽素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子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见乎谈世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主人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乎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故骐骥不能与疲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顺德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首乎！”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抵头，卒不能出气。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坠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于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来卜，对之颜色严振，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洮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术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黄直，大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刘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者，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子有所处，可谓贤人。”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白话日者列传从古以来的国君都是承受天命而称王的。君王的产生，大抵都是用卜筮的方法来取决于天命。这种方法在周代最为盛行，到了秦代还可以看到。使嗣君的选定入朝，都委任于卜者。至于卜官的设立，汉兴之初，就已经有了。司马季主是楚国人，曾在长安东市开设卜馆。宋忠这时任中大夫，贾谊任博士，有一天放假相偕外出洗沐，边走边讨论讲习先王圣人的道理，并且广泛地研究当时的人情，因而相对慨叹。贾谊说“我听说过，古代的圣人，如不在朝廷做官，就必在医师、卜者的行列里，到目前为止，我已见过三公九卿，以及朝中士大夫，他们的情况，都可以说已经了解了，我们试着去看看那些卜算者的风采吧！”二是两人同车到市上，并游览到卜筮的馆子里。天刚下着雨，路上行人很少，司马季主正闲坐在里面，三四个弟子侍陪着他。他们正在讨论天地间的道理，日月运转的情形，推究阴阳吉凶的本原。两位大夫很礼貌地求见，司马季主看他胶的状貌，好像心里有数的样子。上前以礼相见，叫弟子引他们就座，坐定之后，司马季主再继续前面的话讲下去，分析天地的起源与终止，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还参入仁义之间的关系，陈述吉凶的符兆，说了好几千言，而且所说的无不条理顺畅。宋忠、贾谊非常惊异而有所领悟，整理冠带，修正衣襟，低头恭敬地端坐着，说“我看了先生的容貌，听了先生的说话，私下观看当今之世，不曾见到啊！像您这样的高人，为什么要处在这低微的行业里，而做这种污诞的行径呢？”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看大王的模样，好像是有道术的人，现在怎么会说出这样鄙陋的话呢？措辞怎么会这样粗野呢？到底你们认为的贤者是怎样的人？所认为高尚的人是谁呢？怎样拿地位、行位污诞来加在长者的头上呢？”两大夫说“尊贵的官爵和优厚的俸禄是世人所认为高尚的，只有贤才才能高居上位置，今天先生所居留的不是那种地位，所以说是低微。说话不能令人尽信，行为不能切合实际，取用能合情理，所以说是污诞。卜筮者是世俗所轻视的。世人都说‘卜者多喜欢夸大怪诞之辞，来迎合人们的心意，虚伪地抬高他人的禄命，来讨人们的高兴。擅谈灾祸，来使人们忧伤，假借鬼神，来诈尽人们的钱财，要求厚得出的拜谢，来求自饱。'这都是我们所认为可耻的行径。”司马季主说“二公暂且安座！二位见过被发童子吗？日月照着他，他就行走，不照就停止。问他日月的疵暇和吉凶，却不得顺理回答，由此看来，能知道分别贤人与不肖的人实在太少了。“大凡贤者的行为，都是以率直的言辞来做正直的劝谏，三次劝谏不被接受就引退下来。他你誉别人，并不希望别人的回报，讨厌别人，并不顾别人的怨恨，只以便利国家大众为急务，所以做官如果不合他的意愿的就不出任，俸禄如果不能和他的劳力相称的也不接受；看到心术不正的人，虽然官居高位也不尊敬他；看到行为有污点的人，虽居尊位不愿屈居其下；对于做官，得到了并不认为可喜丢弃了也不觉得遗憾。如果不是他的罪过，虽然屡受羞辱，也不会觉得内心有愧怍。“现在你们所说的贤者，都是些足以令人觉得可耻的人。他们很自卑的寻求进身之阶，说些过分恭维的话，互相以权势相攀引，以利益相诱导，相与亲密地摈斥正人君子，为的是要求尊宠名誉，为的是要享受公家的俸禄，从事私人的利益，枉屈主上的法令，渔猎贫苦的农民；只知道利用官位作为威势，利用法令作为工具，追求私利而做出横逆残暴的行为，这和拿着白刃去抢劫有什么差别？当他们开始试用为官的时候，会加倍努力地从事技巧诈骗，巧饰虚假的功劳，捏造不实的结果来蒙骗主上，能居上位甚至升官。他们在试官的进修，不会让真正贤者陈述功劳，乍到虚假的会把他添油加醋变为实在，把没有的变成有，把少的变成多，为的是国讲求便利取得荣势和尊位；大吃大喝，犬马声色，无所不来，把亲人抛在一边不管，专做犯法害民的勾当，虚耗公家的财帛，这种人和手里拿着矛箭的强盗有可差别？只是攻击人家却不用弓刀罢了。期骗父母却未定罪，杀了国君未被讨伐的人，如何认为是高人贤才呢？“盗贼发生而不能设法禁止，蛮夷不服不能感化摄收，奸邪兴起不能遏阻，公家消耗麋滥却不能做适当处理，行政措施和季节不配合能使他调和，年谷没有收获也不能调度粮食，有贤才的人不出来做事是不忠，不是贤才却要获居官位，来享受主上的俸禄，妨碍真正贤者的进路，这叫做窃位。有人事关系的就进用，有钱财的就礼遇，叫做虚伪。你们难道没有见过猫头鹰和凤凰的飞翔吗？兰芷和芎穷等香草被丢弃在旷野里，角蒿萧的野草却得得象密林一般，使正人君子退隐不显，在位诸公就是这样啊！“述而不作，是古时君子的本意，今天的卜者，上必效法天地的定理，下必取象四时的变化，再配合仁义的原则，分别龟策定出卦名，旋转栻盘，端正筮綦，然后才能谈天地间的利害，和事的吉凶成败。以前先王奠定国家，必先以龟策定日月，然后才代天治理政事。问定日、时，然后才敢迁入新居。生儿子必生占卜吉凶，然后才敢受胎怀孕。从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化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后天下大治。越王勾践仿文王八卦为阵势，终于大破敌国，霸主天下。由此看来，卜筮这件事有什么背负大道呢？“况且行卜筮的人，必须扫除洁净然后设坐，端正冠带然后才谈论事情，这就是有礼的表现。他们的言语能使鬼神因而得到祭飨，忠臣因而侍奉他的主上，孝子因而能供养他的双亲，慈父因而能畜养他的孩子，这就是有德的表现。只要能花用为数近百的小钱，生病的人或能因而痊愈，将死的人或能因而起生，患难或能因而避免，事业或能因而成功，嫁女儿、娶媳妇或能因而得以养生，如此功德，那里只值数十百个铜钱！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最崇高的美德像无德一般。'今天的卜筮者，都是给人大利益而所得的酬谢却很少，老子所说的，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庄子说‘君子在心里面没有饥寒的忧患，外面没有被劫夺的顾虑，在上位时能居心存敬，在下位时能不为害他人，就是君子之道啊！'以今天的卜筮者所从事的职业，想储积也不可能积到委弃于地不切实用的东西，想收藏东西也不需用到府库，迁徙时不必用重车，他们云游天下，装备不多，只要歇下脚来就可以应用，而且可以用到死为止，没有穷尽的时候，抱着用不尽的东西。游于无穷尽的世界，虽是庄子的行也未必能比他们增加此什么。你们为什么缘故说不能卜卦呢？天象西北有不足，所以星辰移向西北，地理东南有不足，所以就用海为池。太阳到了中午必定移向西，月亮到了圆满必定趋向亏缺，先王的圣道有时存在有时损灭。你们要求卜者说话要讲求信实，不是也令人大惑不解吗？“你们见过说客辩士吗？思虑事情、策定计划，必须靠这种人。他们不能都用一句话就让君王的心意高兴，所以说话一定要托称先王，言语一定要谈到上古，思虑事情，策定计划，夸饰先王的成功，以及谈论他们的失败与缺失，使君王的心高兴或恐惧，来要求达到他们要求的目的，再没有比这种人说话多而且善于浮夸的了。要想强国成功，尽忠主上，没有这样又不能建立。今天的卜者，是引导迷惑、教化愚蠢的人。那些愚蠢迷惑的人，怎么能用一句话就让他们知道其中道理呢？说话不厌其多。“所以骐骥不和疲弊的驴子同行，凤凰不和燕子麻雀为群，同样地，贤者也不会和不肖的人同列。君子居处在卑下隐蔽的地位来避开大众，自己藏匿来躲避人群，精细地察见天理人情和世间万象的道理，来除去种种的祸害，用来表明上天好生的德性，帮助上天养育生类，只希望有更多的绩效，并不求什么尊位和声誉。你们只是嘴巴向上随便发发议论的人，怎么会了解长者的道理呢？”宋忠和贾谊听得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神情茫脸上无人色。惆怅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整摄衣服起身再拜长告辞而退。走起路来有气无力，出了门只能自己上车，趴在车栏上头不也抬，好像透不过气一样。过了三天，宋忠在殿门外见到贾谊，把他拉到旁边私下慨叹地说“道德高尚就越安稳，权势高大了就越危险，处在显赫的势位上，失去这身体将不会太久了。卜筮的人就是有不精审而说不中的地方，也不风得被人夺去他卡求时的精米，若是替君王谋事而不中的话，就没有立身之地。这相去太远了，就象天冠地壤一般。也就是老子所说‘没有名象的就是万物的本原'啊！天地是那样空阔无边，万物又是那样地熙熙攘攘，有的安稳，有的危险，不知要居处在什么地方。我和你，如何能预先知道它呢！奸卜者居久了就越发安稳，虽然曾（庄）子的境界拿来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异啊！”其后，宋忠出使匈奴，没到达就折回来，被判了罪行，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坠马死了，贾谊引咎绝食，忧恨而死。这都是只讲求华表的权位而丧失身体断绝根本的人啊。太史公说古时候的卜者，所以不被载录的原因，是资料多不见于篇什。等到有了司马季主，我把他记下来表扬他。褚先生说我做宫中侍卫的时候，曾在长安中游览，看过掌卜筮的大夫，观察他们的起居行步，一切行动都由自己，衣冠简朴整齐，有点象乡巴佬一般，却有君子的风范。看他们的本性喜欢妇女来问卜替她们解答疑难，面对着她们神色庄严而振作，不曾看到露出牙齿而笑。从古以来，贤者逃避世俗的社会，有栖息在水泽边而欢欣鼓舞的，有居住在百姓之中而闭口不言的，有隐居在卜筮之间来保全自己的。象司马季主这种人，是楚国的贤大夫，到长安游学，通晓《易经》，并懂得黄帝、老子之术，有广博而远大的见闻，看他对两位大夫贵人的谈话，引用古代明王圣人的道理，本来就知道不是见识浅薄能力的褊小的人。还有些卜筮出了名声扬千里的，往往到处都有，传上说“富有第一，求贵第二，等已得高贵的名位，就要各人学一技之长来安顿自己。”黄直是个大夫，陈君夫是个妇女，以擅长相术而立名天下。齐国张仲和曲成侯以擅长用剑击刺而扬名天下。留郡的长孺因擅长相猪而出名。荥阳的褚氏因相牛而出名。能因技能而立名的人很多，都有超越于世人的风范，怎么能说得尽呢？所以说“不是适当的地方，虽然种了树也不会长出来，不是他的意向，虽然教了也不会有所成就。”大凡家庭要教育子孙，应当先看看他们的性向，他们的性向含有能求生活的方法，就依着他们的性向去教育而造就他。所以说“制造个模式来教育儿子，足以用来观看士人的境界，让独生子有安身的处所，可以称得上是贤人了。”我做侍郎的时候，曾和太卜侍诏为侍郎的同事办公，他说孝武帝时，曾经聚合占卜家来询问，某天可娶新娘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择日家说大凶，历法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大家争辩不能做决定，把这情形报告给皇上。皇上制定说“避开死凶忌讳，以五行为依据。”其后大家都采取五行了。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说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其中的“策”，注为“神策者，神蓍也”。“迎日推策”意为黄帝用蓍草推演历法。记载帝喾时，曰“帝喾娶陈锋氏女”，正义注曰“帝干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卨，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殷本纪租依告纣王，“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意思是“上天要灭亡我们殷朝，有见识的人用大龟来占我国的命运，没有人说吉的”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困羑里，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是文王演易在史记中的记载，不过司马迁估计也是根据易传写的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武王病了，大家很肃穆的占卜，周公用自己作为替代品来代武王受病，然后武王好了～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这是建都洛邑时候，周公卜了一下，说“嗯，就是这了。（风水好？不知道。）”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秦本纪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找个驾车的也要卜一卜。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於河。换个地方住也要卜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卜出来的辞为“后子孙饮马於河。”【司马季主长安卖卜】司马季主是西汉一位混迹于闹市的卜筮者，即求卜问卦的行当。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份被人看不起的职业。按常人之见，“夫卜者多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司马迁却不同意世人对卜者的评价。他认为司马季主是一位圣人。他引用贾谊之口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司马迁破格为他作了一传，名为《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史记·日者列传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人，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 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俱同舆而之市，游于卜筮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观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矍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在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王，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而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作，饰虚功执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托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也。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凰翔乎？兰芷芎藭弃于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之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綦盘，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卡筮有何负哉！“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无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素之时。持不尽素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子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见乎谈世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主人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乎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故骐骥不能与疲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顺德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首乎！”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抵头，卒不能出气。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坠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于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来卜，对之颜色严振，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洮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术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黄直，大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刘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者，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子有所处，可谓贤人。”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司马季主论卜东陵侯既废（1），过司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东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吾闻之蓄极则泄，閟极则达（2）。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仆窃有疑，愿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则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为？”东陵侯曰“仆未究其奥也，愿先生卒教之（3）。”季主乃言曰“呜呼！天道何亲？惟德之亲（4）；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5），枯草也；龟（6），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其者也（7）？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8），昔日之琼蕤玉树也（9）；露蛬风蝉（10），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燐萤火，昔日之金釭华蚀也（11）；秋荼春荠（12），昔日之象白驼峰也（13）；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14）。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15）；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16）。群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有待于我们认真和推广。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一）学究型“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二）隐士型“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三）僧道型“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四）食客型“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五）生意型“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六）江湖型“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一）学问要想成为方士的人，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二）常变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三）言语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四）敦品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五）廉洁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六）勤勉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七）警励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八）治生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九）济贫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十）节义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从古以来的国君都是承受天命而称王的。君王的产生，大抵都是用卜筮的方法来取决于天命。这种方法在周代最为盛行，到了秦代还可以看到。使嗣君的选定入朝，都委任于卜者。至于卜官的设立，汉兴之初，就已经有了。司马季主是楚国人，曾在长安东市开设卜馆。宋忠这时任中大夫，贾谊任博士，有一天放假相偕外出洗沐，边走边讨论讲习先王圣人的道理，并且广泛地研究当时的人情，因而相对慨叹。贾谊说“我听说过，古代的圣人，如不在朝廷做官，就必在医师、卜者的行列里，到目前为止，我已见过三公九卿，以及朝中士大夫，他们的情况，都可以说已经了解了，我们试着去看看那些卜算者的风采吧！”二是两人同车到市上，并游览到卜筮的馆子里。天刚下着雨，路上行人很少，司马季主正闲坐在里面，三四个弟子侍陪着他。他们正在讨论天地间的道理，日月运转的情形，推究阴阳吉凶的本原。两位大夫很礼貌地求见，司马季主看他胶的状貌，好像心里有数的样子。上前以礼相见，叫弟子引他们就座，坐定之后，司马季主再继续前面的话讲下去，分析天地的起源与终止，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还参入仁义之间的关系，陈述吉凶的符兆，说了好几千言，而且所说的无不条理顺畅。宋忠、贾谊非常惊异而有所领悟，整理冠带，修正衣襟，低头恭敬地端坐着，说“我看了先生的容貌，听了先生的说话，私下观看当今之世，不曾见到啊！像您这样的高人，为什么要处在这低微的行业里，而做这种污诞的行径呢？”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看大夫的模样，好像是有道术的人，现在怎么会说出这样鄙陋的话呢？措辞怎么会这样粗野呢？到底你们认为的贤者是怎样的人？所认为高尚的人是谁呢？怎样拿地位、行位污诞来加在长者的头上呢？”两大夫说“尊贵的官爵和优厚的俸禄是世人所认为高尚的，只有贤才才能高居上位置，今天先生所居留的不是那种地位，所以说是低微。说话不能令人尽信，行为不能切合实际，取用能合情理，所以说是污诞。卜筮者是世俗所轻视的。世人都说‘卜者多喜欢夸大怪诞之辞，来迎合人们的心意，虚伪地抬高他人的禄命，来讨人们的高兴。擅谈灾祸，来使人们忧伤，假借鬼神，来诈尽人们的钱财，要求厚得出的拜谢，来求自饱。'这都是我们所认为可耻的行径。”司马季主说“二公暂且安座！二位见过被发童子吗？日月照着他，他就行走，不照就停止。问他日月的疵暇和吉凶，却不得顺理回答，由此看来，能知道分别贤人与不肖的人实在太少了。“大凡贤者的行为，都是以率直的言辞来做正直的劝谏，三次劝谏不被接受就引退下来。他赞美别人，并不希望别人的回报，讨厌别人，并不顾别人的怨恨，只以便利国家大众为急务，所以做官如果不合他的意愿的就不出任，俸禄如果不能和他的劳力相称的也不接受；看到心术不正的人，虽然官居高位也不尊敬他；看到行为有污点的人，虽居尊位不愿屈居其下；对于做官，得到了并不认为可喜丢弃了也不觉得遗憾。如果不是他的罪过，虽然屡受羞辱，也不会觉得内心有愧怍。“现在你们所说的贤者，都是些足以令人觉得可耻的人。他们很自卑的寻求进身之阶，说些过分恭维的话，互相以权势相攀引，以利益相诱导，相与亲密地摈斥正人君子，为的是要求尊宠名誉，为的是要享受公家的俸禄，从事私人的利益，枉屈主上的法令，渔猎贫苦的农民；只知道利用官位作为威势，利用法令作为工具，追求私利而做出横逆残暴的行为，这和拿着白刃去抢劫有什么差别？当他们开始试用为官的时候，会加倍努力地从事技巧诈骗，巧饰虚假的功劳，捏造不实的结果来蒙骗主上，能居上位甚至升官。他们在试官的进修，不会让真正贤者陈述功劳，乍到虚假的会把他添油加醋变为实在，把没有的变成有，把少的变成多，为的是国讲求便利取得荣势和尊位；大吃大喝，犬马声色，无所不来，把亲人抛在一边不管，专做犯法害民的勾当，虚耗公家的财帛，这种人和手里拿着矛箭的强盗有可差别？只是攻击人家却不用弓刀罢了。期骗父母却未定罪，杀了国君未被讨伐的人，如何认为是高人贤才呢？“盗贼发生而不能设法禁止，蛮夷不服不能感化摄收，奸邪兴起不能遏阻，公家消耗麋滥却不能做适当处理，行政措施和季节不配合能使他调和，年谷没有收获也不能调度粮食，有贤才的人不出来做事是不忠，不是贤才却要获居官位，来享受主上的俸禄，妨碍真正贤者的进路，这叫做窃位。有人事关系的就进用，有钱财的就礼遇，叫做虚伪。你们难道没有见过猫头鹰和凤凰的飞翔吗？兰芷和芎穷等香草被丢弃在旷野里，角蒿萧的野草却得得象密林一般，使正人君子退隐不显，在位诸公就是这样啊！“述而不作，是古时君子的本意，今天的卜者，上必效法天地的定理，下必取象四时的变化，再配合仁义的原则，分别龟策定出卦名，旋转栻盘，端正筮綦，然后才能谈天地间的利害，和事的吉凶成败。以前先王奠定国家，必先以龟策定日月，然后才代天治理政事。问定日、时，然后才敢迁入新居。生儿子必生占卜吉凶，然后才敢受胎怀孕。从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化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后天下大治。越王勾践仿文王八卦为阵势，终于大破敌国，霸主天下。由此看来，卜筮这件事有什么背负大道呢？“况且行卜筮的人，必须扫除洁净然后设坐，端正冠带然后才谈论事情，这就是有礼的表现。他们的言语能使鬼神因而得到祭飨，忠臣因而侍奉他的主上，孝子因而能供养他的双亲，慈父因而能畜养他的孩子，这就是有德的表现。只要能花用为数近百的小钱，生病的人或能因而痊愈，将死的人或能因而起生，患难或能因而避免，事业或能因而成功，嫁女儿、娶媳妇或能因而得以养生，如此功德，那里只值数十百个铜钱！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最崇高的美德像无德一般。'今天的卜筮者，都是给人大利益而所得的酬谢却很少，老子所说的，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庄子说‘君子在心里面没有饥寒的忧患，外面没有被劫夺的顾虑，在上位时能居心存敬，在下位时能不为害他人，就是君子之道啊！'以今天的卜筮者所从事的职业，想储积也不可能积到委弃于地不切实用的东西，想收藏东西也不需用到府库，迁徙时不必用重车，他们云游天下，装备不多，只要歇下脚来就可以应用，而且可以用到死为止，没有穷尽的时候，抱着用不尽的东西。游于无穷尽的世界，虽是庄子的行也未必能比他们增加此什么。你们为什么缘故说不能卜卦呢？天象西北有不足，所以星辰移向西北，地理东南有不足，所以就用海为池。太阳到了中午必定移向西，月亮到了圆满必定趋向亏缺，先王的圣道有时存在有时损灭。你们要求卜者说话要讲求信实，不是也令人大惑不解吗？“你们见过说客辩士吗？思虑事情、策定计划，必须靠这种人。他们不能都用一句话就让君王的心意高兴，所以说话一定要托称先王，言语一定要谈到上古，思虑事情，策定计划，夸饰先王的成功，以及谈论他们的失败与缺失，使君王的心高兴或恐惧，来要求达到他们要求的目的，再没有比这种人说话多而且善于浮夸的了。要想强国成功，尽忠主上，没有这样又不能建立。今天的卜者，是引导迷惑、教化愚蠢的人。那些愚蠢迷惑的人，怎么能用一句话就让他们知道其中道理呢？说话不厌其多。“所以骐骥不和疲弊的驴子同行，凤凰不和燕子麻雀为群，同样地，贤者也不会和不肖的人同列。君子居处在卑下隐蔽的地位来避开大众，自己藏匿来躲避人群，精细地察见天理人情和世间万象的道理，来除去种种的祸害，用来表明上天好生的德性，帮助上天养育生类，只希望有更多的绩效，并不求什么尊位和声誉。你们只是嘴巴向上随便发发议论的人，怎么会了解长者的道理呢？”宋忠和贾谊听得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神情茫脸上无人色。惆怅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整摄衣服起身再拜长告辞而退。走起路来有气无力，出了门只能自己上车，趴在车栏上头不也抬，好像透不过气一样。过了三天，宋忠在殿门外见到贾谊，把他拉到旁边私下慨叹地说“道德高尚就越安稳，权势高大了就越危险，处在显赫的势位上，失去这身体将不会太久了。卜筮的人就是有不精审而说不中的地方，也不见得被人夺去他卡求时的精米，若是替君王谋事而不中的话，就没有立身之地。这相去太远了，就象天冠地壤一般。也就是老子所说‘没有名象的就是万物的本原'啊！天地是那样空阔无边，万物又是那样地熙熙攘攘，有的安稳，有的危险，不知要居处在什么地方。我和你，如何能预先知道它呢！奸卜者居久了就越发安稳，虽然曾（庄）子的境界拿来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异啊！”其后，宋忠出使匈奴，没到达就折回来，被判了罪行，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坠马死了，贾谊引咎绝食，忧恨而死。这都是只讲求华表的权位而丧失身体断绝根本的人啊。太史公说古时候的卜者，所以不被载录的原因，是资料多不见于篇什。等到有了司马季主，我把他记下来表扬他。褚先生说我做宫中侍卫的时候，曾在长安中游览，看过掌卜筮的大夫，观察他们的起居行步，一切行动都由自己，衣冠简朴整齐，有点象乡巴佬一般，却有君子的风范。看他们的本性喜欢妇女来问卜替她们解答疑难，面对着她们神色庄严而振作，不曾看到露出牙齿而笑。从古以来，贤者逃避世俗的社会，有栖息在水泽边而欢欣鼓舞的，有居住在百姓之中而闭口不言的，有隐居在卜筮之间来保全自己的。象司马季主这种人，是楚国的贤大夫，到长安游学，通晓《易经》，并懂得黄帝、老子之术，有广博而远大的见闻，看他对两位大夫贵人的谈话，引用古代明王圣人的道理，本来就知道不是见识浅薄能力的褊小的人。还有些卜筮出了名声扬千里的，往往到处都有，传上说“富有第一，求贵第二，等已得高贵的名位，就要各人学一技之长来安顿自己。”黄直是个大夫，陈君夫是个妇女，以擅长相术而立名天下。齐国张仲和曲成侯以擅长用剑击刺而扬名天下。留郡的长孺因擅长相猪而出名。荥阳的褚氏因相牛而出名。能因技能而立名的人很多，都有超越于世人的风范，怎么能说得尽呢？所以说“不是适当的地方，虽然种了树也不会长出来，不是他的意向，虽然教了也不会有所成就。”大凡家庭要教育子孙，应当先看看他们的性向，他们的性向含有能求生活的方法，就依着他们的性向去教育而造就他。所以说“制造个模式来教育儿子，足以用来观看士人的境界，让独生子有安身的处所，可以称得上是贤人了。”我做侍郎的时候，曾和太卜侍诏为侍郎的同事办公，他说孝武帝时，曾经聚合占卜家来询问，某天可娶新娘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择日家说大凶，历法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大家争辩不能做决定，把这情形报告给皇上。皇上制定说“避开死凶忌讳，以五行为依据。”其后大家都采取五行了。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有待于我们认真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参考资料方士的历史http://.dz365./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捧腹大笑【拼音】pěng fù dà xiào【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近义词】开怀大笑、令人捧腹、抚掌大笑、朗声大笑【反义词】号啕大哭【英文】uproarious <sidesplitting; be conrlred with laughter>【法语】se tordre de rire【德语】sich krumm und schief lachen <in schallendes Gelǎchter ausbrechen>【成语故事】西汉时期，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来到东市拜访有名的占卜专家司马季主，见他在教弟子日月运行和阴阳吉凶的有关知识，他们被他的话吸引住了，问他为什么干此卑贱的工作。司马季主捧腹大笑道“你们那些高官欺上瞒下、尔虞我诈就高贵吗？”

成语名称 捧腹大笑 汉语拼音 pěng fù dà xiào 成语释义 用手捂住肚子大笑。形容遇到极可笑之事，笑得不能抑制。 成语出处 无 使用例句 听了他讲的笑话，大家都捧腹大笑。

金华我不太了解奥、我知道济南的颜大夫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颜大夫有着数十年的从医经历、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司马季主者，卜于长安东市。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俱同舆而之市。游于卜筮中”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观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矍悟，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今何以卑污长者，二君曰，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在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日月照之则行。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贤之行也。三谏不听则退，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非其罪也；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相引以势；事私利“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而劫人者也；倍力为巧作，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托官位，利上奉？是窃位也，有财者礼，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凰翔乎，兰芷芎藭弃于广野。使君子退而不显众；述而不作，君子之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顺于仁义。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产子必先占吉凶，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徙之不用辎车，持不尽素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子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见乎谈世辩人乎，故言必称先王，饰先王之成功，以恐喜主人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及至司马季主，褚先生曰，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誓正其衣冠当乡人也，见性好解妇来卜，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洮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术黄帝、老子，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术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传曰，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以相马立名天下，刘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非其意。夫家之教子者“好含苟生活之道；制宅命子”子有所处，可谓贤人，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五行家曰可。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白话日者列传从古以来的国君都是承受天命而称王的，君王的产生，大抵都是用卜筮的方法来取决于天命。这种方法在周代最为盛行，宋忠这时任中大夫，有一天放假相偕外出洗沐，边走边讨论讲习先王圣人的道理。并且广泛地研究当时的人情，贾谊说，古代的圣人。如不在朝廷做官，就必在医师、卜者的行列里。我已见过三公九卿，以及朝中士大夫，并游览到卜筮的馆子里“司马季主正闲坐在里面，三四个弟子侍陪着他，他们正在讨论天地间的道理，推究阴阳吉凶的本原，两位大夫很礼貌地求见，司马季主看他胶的状貌，好像心里有数的样子！叫弟子引他们就座，司马季主再继续前面的话讲下去，分析天地的起源与终止，陈述吉凶的符兆，说了好几千言，宋忠、贾谊非常惊异而有所领悟，低头恭敬地端坐着，我看了先生的容貌，听了先生的说话，私下观看当今之世，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好像是有道术的人，现在怎么会说出这样鄙陋的话呢，措辞怎么会这样粗野呢，到底你们认为的贤者是怎样的人怎样拿地位、行位污诞来加在长者的头上呢，两大夫说，尊贵的官爵和优厚的俸禄是世人所认为高尚的，只有贤才才能高居上位置！今天先生所居留的不是那种地位，说话不能令人尽信？行为不能切合实际”取用能合情理卜筮者是世俗所轻视的，世人都说，‘卜者多喜欢夸大怪诞之辞？虚伪地抬高他人的禄命？来讨人们的高兴？假借鬼神要求厚得出的拜谢，这都是我们所认为可耻的行径。司马季主说，二位见过被发童子吗，问他日月的疵暇和吉凶，却不得顺理回答，能知道分别贤人与不肖的人实在太少了。大凡贤者的行为，都是以率直的言辞来做正直的劝谏，三次劝谏不被接受就引退下来。白刃去抢劫有什么差别？会加倍努力地从事技巧诈骗，捏造不实的结果来蒙骗主上，不会让真正贤者陈述功劳，乍到虚假的会把他添油加醋变为实在，为的是国讲求便利取得荣势和尊位；专做犯法害民的勾当，虚耗公家的财帛，这种人和手里拿着矛箭的强盗有可差别？只是攻击人家却不用弓刀罢了。期骗父母却未定罪，杀了国君未被讨伐的人，盗贼发生而不能设法禁止“蛮夷不服不能感化摄收，奸邪兴起不能遏阻，公家消耗麋滥却不能做适当处理，行政措施和季节不配合能使他调和，年谷没有收获也不能调度粮食，有贤才的人不出来做事是不忠，来享受主上的俸禄，妨碍真正贤者的进路，这叫做窃位，有人事关系的就进用。你们难道没有见过猫头鹰和凤凰的飞翔吗。兰芷和芎穷等香草被丢弃在旷野里？角蒿萧的野草却得得象密林一般，使正人君子退隐不显，是古时君子的本意“今天的卜者，上必效法天地的定理，下必取象四时的变化，再配合仁义的原则，分别龟策定出卦名，端正筮綦，然后才能谈天地间的利害，和事的吉凶成败，以前先王奠定国家，必先以龟策定日月。然后才代天治理政事，生儿子必生占卜吉凶，然后才敢受胎怀孕。周文王演化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后天下大治。越王勾践仿文王八卦为阵势，卜筮这件事有什么背负大道呢。端正冠带然后才谈论事情“他们的言语能使鬼神因而得到祭飨，忠臣因而侍奉他的主上，慈父因而能畜养他的孩子，嫁女儿、娶媳妇或能因而得以养生，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最崇高的美德像无德一般，都是给人大利益而所得的酬谢却很少。‘君子在心里面没有饥寒的忧患，外面没有被劫夺的顾虑？在上位时能居心存敬“想储积也不可能积到委弃于地不切实用的东西，想收藏东西也不需用到府库！迁徙时不必用重车;只要歇下脚来就可以应用，没有穷尽的时候，游于无穷尽的世界，虽是庄子的行也未必能比他们增加此什么，你们为什么缘故说不能卜卦呢，太阳到了中午必定移向西，月亮到了圆满必定趋向亏缺，先王的圣道有时存在有时损灭，你们要求卜者说话要讲求信实。你们见过说客辩士吗，思虑事情、策定计划。他们不能都用一句话就让君王的心意高兴？所以说话一定要托称先王“言语一定要谈到上古？思虑事情，夸饰先王的成功，以及谈论他们的失败与缺失，使君王的心高兴或恐惧，再没有比这种人说话多而且善于浮夸的了，要想强国成功，尽忠主上，今天的卜者，是引导迷惑、教化愚蠢的人。怎么能用一句话就让他们知道其中道理呢，所以骐骥不和疲弊的驴子同行，贤者也不会和不肖的人同列？君子居处在卑下隐蔽的地位来避开大众。精细地察见天理人情和世间万象的道理。虽然曾（庄）子的境界拿来相比，没到达就折回来，贾谊做了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坠马死了，贾谊引咎绝食，这都是只讲求华表的权位而丧失身体断绝根本的人啊，太史公说。古时候的卜者。所以不被载录的原因我把他记下来表扬他。褚先生说，我做宫中侍卫的时候。曾在长安中游览看过掌卜筮的大夫，观察他们的起居行步，衣冠简朴整齐，有点象乡巴佬一般，却有君子的风范，看他们的本性喜欢妇女来问卜替她们解答疑难，面对着她们神色庄严而振作。不曾看到露出牙齿而笑，从古以来，贤者逃避世俗的社会。有栖息在水泽边而欢欣鼓舞的，有居住在百姓之中而闭口不言的，有隐居在卜筮之间来保全自己的，象司马季主这种人，是楚国的贤大夫。并懂得黄帝、老子之术，有广博而远大的见闻，看他对两位大夫贵人的谈话，引用古代明王圣人的道理，本来就知道不是见识浅薄能力的褊小的人，还有些卜筮出了名声扬千里的，传上说，等已得高贵的名位“就要各人学一技之长来安顿自己，以擅长相术而立名天下。齐国张仲和曲成侯以擅长用剑击刺而扬名天下”荥阳的褚氏因相牛而出名，都有超越于世人的风范。怎么能说得尽呢。虽然种了树也不会长出来，虽然教了也不会有所成就大凡家庭要教育子孙“应当先看看他们的性向，他们的性向含有能求生活的方法，就依着他们的性向去教育而造就他，制造个模式来教育儿子”足以用来观看士人的境界，让独生子有安身的处所，可以称得上是贤人了，我做侍郎的时候。曾和太卜侍诏为侍郎的同事办公他说“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说黄帝“获宝鼎，策“注为”迎日推策，意为黄帝用蓍草推演历法”记载帝喾时。帝喾娶陈锋氏女”正义注曰。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曰简狄。曰庆都。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殷本纪租依告纣王，天既讫我殷命。意思是”上天要灭亡我们殷朝，有见识的人用大龟来占我国的命运“没有人说吉的，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困羑里”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是文王演易在史记中的记载，不过司马迁估计也是根据易传写的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武王病了，大家很肃穆的占卜，周公用自己作为替代品来代武王受病，然后武王好了～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这是建都洛邑时候，周公卜了一下，说。（风水好。不知道，西周三川皆震，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不过其纪，三川竭。岐山崩。秦本纪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找个驾车的也要卜一卜，文公元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至汧渭之会，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换个地方住也要卜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卜出来的辞为。后子孙饮马於河”【司马季主长安卖卜】司马季主是西汉一位混迹于闹市的卜筮者，即求卜问卦的行当，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份被人看不起的职业，按常人之见。夫卜者多夸严以得人情。擅言祸灾以伤人心。司马迁却不同意世人对卜者的评价”他认为司马季主是一位圣人，他引用贾谊之口说。必在卜医之中，司马迁破格为他作了一传“名为《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史记·日者列传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及秦可见。代王之人”由汉兴而有。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俱同舆而之市，游于卜筮中。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观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矍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二君曰，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在地故谓之卑“言不信，取不当，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夸严以得人情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托官位，利上奉，是窃位也；有财者礼，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凰翔乎？兰芷芎藭弃于广野，使君子退而不显众，述而不作“君子之义也，必法天地，顺于仁义，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藏之无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止而用之无尽素之时，持不尽素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子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见乎谈世辩人乎；故言必称先王！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以恐喜主人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故骐骥不能与疲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微见顺德以除群害。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首乎，宋忠、贾谊忽而自失，怅然噤口不能言，再拜而辞，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抵头，卒不能出气，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莫知居之，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久之。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坠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及至司马季主，褚先生曰，游观于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来卜，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洮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术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传曰，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大夫也，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刘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者，好含苟生活之道。子有所处可谓贤人“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五行家曰可。昔日之象白驼峰也（13）；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14）。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是故一昼一夜，激湍之下，高丘之下。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巫的身份就是医生。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辨五苦六辛”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事实上没有封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二）隐士型“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与人寡合。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相引以势事私利;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三）僧道型。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更复何问，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妙算先天易数，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史记·日者列传》）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父在母先亡，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江湖术士”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星家十要”（一）学问要想成为方士的人，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则吉凶了然，则行藏合理”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二）常变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而不验的原因，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七）警励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八）治生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九）济贫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十）节义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务使琴瑟调和，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横行天下走，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士人突出在以，求进取”方士则以，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自然有人赏识提擢，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皆具衣冠“服饰素雅”接人待物“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星家十要，衣服陈设为末，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而他自己确也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起课，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的身份就是医生。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以土胜水，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事实上没有封建“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二）隐士型“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与人寡合。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相引以势事私利;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三）僧道型。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更复何问，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术士，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五）生意型“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他们或者书其门曰。（《苏州府志》），妙算先天易数，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六）江湖型，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父在母先亡，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星家十要”（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则吉凶了然，则行藏合理”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务使琴瑟调和，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抚孤守节，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横行天下走，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皆具衣冠。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星家十要衣服陈设为末，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而他自己确也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起课，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有待于我们认真和推广。 从两汉以来，人们对方士就有一种歧视心理，因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正当职业”,他们就免不了有“不务正业”之嫌。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史记·日者列传》）但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方士阶层”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就业”情形来看，有“专职”和“兼职”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高雅”、“卑俗”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学究派”，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江湖派”。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学究”、“隐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术士”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学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职”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士”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事实上没有封建“士”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术士”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士”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隐士”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异人”、“高人”，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隐士”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隐士”，“隐士”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高贤”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类的方士，其身分则是和尚、道士，他们当中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为施主起课、抽签，略表菩萨心肠而已。精通命学的“僧道”大师，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历》说是他发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说没有他不晓得的。宋代则有僧赞宁、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为他们看过三命。如《东轩笔录》记载，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权倾天下，但僧化成则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长兄弟二人赴省试时，也曾上门求化成推命，“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退斋笔录》也说，元丰中王安石乞罢机政，神宗拖了两个月尚未批准，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说“三十年前与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复何问？” 直到现在，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师道长算命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如蒋介石北伐南昌战役时，即曾在牛行车站附近的一小庙求过签，而他后来回老家雪窦寺求朗清大师看八字，更为他决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庙道观之中求签烧香，起课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在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师是远离尘世的，既没有士大夫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商贾之辈唯利是图的铜臭，由他们批命是最客观最实际的，恐怕这也正是算命术士自产生之日起就日益与佛、道僧侣融会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挂牌经营、开肆设铺的“日者”、“卜士”。西汉的司马季主就是在市场中开了门面挂牌卖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处都有“卜肆”可见。他们或者书其门曰“吴中名术，金鼓传家”（《苏州府志》），或者门上贴着“妙算先天易数，每命封金三钱”（《金瓶梅》）。宋代开封府相国寺前就有这种“卜肆”，当时还称之为“相监”，而岳柯《史》记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还标其门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种店铺、栏棚式的门面，有的则是比较固定的摊位、铺席。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卖技做生意，靠给人占卜算命挣钱生活。此类相命术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术数的格式和要求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较准，因而名气也很大，以至求其测算者接踵而至。设肆卖卜毕竟是为了营利，有些话如果按命理术数的本意说出来，那是势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吓跑的。算命术一旦被作为营利的手段，就必然会出现曲迎附会从而偏离了命理本意的倾向，甚至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则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特点是到处游荡，正如《七修类稿》所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他们为人相命仅仅是为了赚钱，命学理论和算命方法不过是在形式上为他们所用而已，较好的“江湖术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术中的“诀”，如袁树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说“星命之学……积学之士不得其诀，遂厌其文游食者流不讲其文，专秘其诀。”但更多的“江湖术士”则完全是在相命术的幌子下巧言骗财，正如早在西汉时期贾谊所说“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史记·日者列传》）他们为人算命虽然也口中念念有词，但那只不过是用算命术专有名词来吓唬人罢了，其方法的实质已经与算命术大相径庭了。如“江湖术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种解释，一是母亲健在父亲已死，二是父亲健在母亲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亲先死或母亲先死，四是父母都已过世而父亲或母亲先死了。像这样模棱两可，故弄玄虚，可让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词，正是“江湖术士”巧口曲迎的绝技。方士的身份类型虽然不同，他们为推断吉凶预卜未来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命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经验之后，凡从事方术，要求从学问、道德、方法等各个方面有整体素质，袁树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谓“星家十要”，对我们了解术士们的心理面貌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星家十要”依次简介如下 （一）学问 要想成为方士的人，必须得学术精湛，“学术不精则信者寡，信者寡则非分之营求愈炽，而安命者愈希。”怎样才能学问精湛呢？关键是要多读书，深究其理，“不仅宜多读星命书，凡经、史、子、集有关于星命学者，亦宜选读。”只有广涉博览，才能既增学问，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则吉凶了然，批谈不俗;用之律己，则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树珊特别重视学问，他说“有心斯道者首当知此。” （二）常变 方士不能刻板教条地死守命理，而应灵活辩证地看问题。禄命之说不一定都验，一般能应验十之七八，而不验的原因，或是因为山川风土小异，或是由于门第世德悬殊，还有一行之善恶，一时之殃祥等，都可能改变造化和影响命运，星命术士若想事功圆满，万无一差，就必须注意这些“常变”因素，“参以人情物理，询其山川风土，门第世德，以及生时之风雨晦明，而尤须鉴别其心术之善恶，处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乃可合法。” （三）言语 方士应该善于用语言表达，或者具备雄辩之才，但不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应该忠实。雅驯、从容，切忌阿谀、卑陋、躁急，要抓住重点而又不漏细微，既表达明白而又不失繁琐。 （四）敦品 即心术要正，品行要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敦品关键是看他的视听言动，衣服陈设则是次要的，如能做到这些，必然信用远孚，声名振大。 （五）廉洁 方士要以廉洁自励，以贪污为戒。所谓廉洁，并不是不要钱财，尽到了自己的所长，忠言相告，劝善避凶，自己就应该获得报酬，这叫做“顺取”，凡是应该得到的顺取，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廉洁的;反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伪言欺人，如此得到报酬就属于“逆取”，凡是逆取，无论多少，都属于贪污。所以命士应该“见利思义”、“临财毋苟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导，不计个人恩怨，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为政客推命，要劝勉他们忠君爱民，显祖流芳;为司法官测算，当勉以虚心听讼，切勿意气用事;为武职人员论命，应劝其身先士卒，捍卫国家;为有孩子的父亲推算，可劝其教养兼施。，还要劝富贵者学宽，劝聪明者学厚，劝农者力田，劝工者精艺，劝商者诚信。这些都是星家应尽的天职，不可不知。 （七）警励 要鼓励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为万事之根本，人无生活则不能仰事父母，抚养妻子，甚至连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穷困潦倒失业之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弃大就小，自营生活，让他们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孟子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劝人得意时不可挥霍，要多置恒产，劝纨绔子弟保守旧业，以免破败。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议论。 （九）济贫 方士要懂得言论关系的重要，为贫困难堪之人看命，虽然其一生真无好运，也不可直言说明，这样说断绝了他的希望。应该婉言劝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职业，节省消费，他日又得某运以补助之，不难发达。”这样做并不是虚伪阿谀，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其性命。对这种人也不可索要钱财谢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钱，出点智识济贫也是应该的。 （十）节义 方士为人推断家庭、婚嫁之事，应劝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务使琴瑟调和，成人之美。对于纳妾生子、孀妇改嫁，也要根据其生活情况和子息情况具体论断。维持风化，也是星家应尽的天职。 以上十点，都是对方士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可以说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方士的各个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会为之感动。这毕竟只是对术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够做到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铭这一点，故当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政客“忠君”，劝导有子的寡妇“茹苦含辛，抚孤守节”之类，其封建意识之浓似已不必置词。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参考资料方士的历史http://.dz365./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捧腹大笑【拼音】pěng fù dà xiào【出处】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开怀大笑、令人捧腹、抚掌大笑、朗声大笑【反义词】号啕大哭【英文】【法语】;in schallendes Gelǎchter ausbrechen>【成语故事】;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来到东市拜访有名的占卜专家司马季主，见他在教弟子日月运行和阴阳吉凶的有关知识，问他为什么干此卑贱的工作。

成语名称 捧腹大笑 汉语拼音 pěng fù dà xiào 成语释义 用手捂住肚子大笑。笑得不能抑制。

金华我不太了解奥、我知道济南的颜大夫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颜大夫有着数十年的从医经历、